与此同时，会议也鼓励地方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用电实行阶段性优惠政策，并要求发挥好煤电油气运保障机制作用，同时还要求，针对煤电企业困难，实施阶段性税收缓缴政策，引导鼓励金融机构保障煤电企业购煤等合理融资需求。这些都是更好发挥政策作用的体现。让政府逐步回归到宏观统筹、市场监测、外部性定价、政策调节等职能上，让每一项政策取得最大的边际效益，减少与市场行为的冲突，这是能源善治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
第三，新型能源体系构建的务实路径。随着能源转型的来临，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成为各方关注和热议的话题，越来越多的人盼望着早日跨过当前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，一步进入清洁低碳能源为基础的新型能源体系中。尽管方向是明确的，但欲速则不达，能源转型的长期趋势、未来“多能互补、系统集成”的能源结构以及我国的产业结构、资源禀赋、社会价格承受能力以及终端用能形态等，都决定了能源的替代和转型非一日之功。

正是因为觉察到这一点，会议要求，在保障安全生产的前提下，推动具备增产潜力的煤矿尽快释放产能，加快已核准且基本建成的露天煤矿投产达产，促进停产整改的煤矿依法依规整改、尽早恢复生产。这里透露出来的政策意味是，逐步减少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使用的比例是确定的方向，但并不等于要在短时间内激烈快速地“去煤化”，这既不明智，也不现实。在能源供应体系当中，特别是在紧缺急需时，煤炭依然有它的一席之地。

第四，能耗管控的综合施策。能耗双控是我国推进能耗降低和能效提升的重要政策手段，在执行中在地方层面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，某种程度上也是近期出现拉闸限电等现象的背后政策动机。能耗控制与减碳压力叠加，导致一些地方为了完成硬性指标而出台简单粗暴的措施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会议指出的政策导向是对这些行为的纠偏。

首先，从根本上说，降耗减碳要依靠遏制“两高”项目盲目发展，实现产业结构向高端升级。

其次，要推动重点领域实施节能降碳改造，在主要耗煤行业大力推进煤炭节约利用。也就是说，煤炭不是不可以用，关键是要清洁高效地使用。同时，要完善能源结构，逐步提高清洁能源使用比重，在新旧接替过程中，能源消费总量和能耗并不会立竿见影减少，既不能为满足能源消费总量要求而不发展新能源，也不能无序一窝蜂发展带来更多的环境能耗问题，因此会议要求完善地方能耗双控机制，推动新增可再生能源消费在一定时间内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。

再次，要求做好有序用电管理，纠正有的地方“一刀切”停产限产或“运动式”减碳。这一政策指向非常明显。

第五，应对潜在能源危机的底线思维。

眼下欧洲缺油缺气缺电，亚洲恐慌式抢购天然气，新兴经济体普遍受到冲击。其原因在于，通胀导致的能源价格大幅上涨，以及多方面原因导致的供需矛盾更加尖锐。

针对当下情形，着眼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目标，会议提出加快推进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大型风电、光伏基地建设，加快应急备用和调峰电源建设。积极推进煤炭、天然气、原油储备及储能能力建设。这是在潜在危机逐渐露头之时对底线思维的策略运用，也将筑牢我国能源持续安全稳定供应的坚固防线。（胡森林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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